
在工作中,我們經常看到類似的情況。一項制度經過數個月討論,流程反覆修正,也完成了教育訓練。然而正式上線後,執行成效卻與預期存在落差。有些單位配合度高,有些單位仍沿用原本做法,甚至有人認為新制度增加了工作負擔。
剛開始接觸制度推動工作時,我常以為問題出在溝通不足、教育訓練不夠,或是執行單位缺乏配合意願。但接觸不同專案之後,逐漸發現有些現象會反覆出現在不同組織之中。例如在醫療機構,醫師對制度推動往往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;在社會福利機構,社工師的意見也經常受到重視。即使換了不同機構,類似的情況仍然存在。
這讓我開始思考:影響制度推動的因素,除了組織文化之外,是否還存在另一種跨越單一組織的力量?
為什麼同樣的現象會出現在不同組織?
後來接觸組織理論時,我發現這類現象早已有許多學者討論。我們習慣用「組織文化」來解釋許多事情,但組織文化通常是指單一組織內部長期形成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。然而,當類似現象持續出現在不同組織時,背後可能存在更大的影響力量。
例如:雖然是不同醫院,醫師通常都擁有較高的專業影響力;不同社福機構之間,社工師往往也是服務決策的重要角色;在大學裡,教授對教學與研究事務具有較大的自主權。這些現象跨越了個別組織,成為整個專業領域共同接受的運作方式。
組織社會學將這類跨越單一組織的規範、價值與權力關係,視為一種制度邏輯(Institutional Logic)。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專業、如何理解權威,以及遇到問題時應該由誰來做決定。
專業組織的權力,來自專業而非職位
社會學家 Eliot Freidson 在研究專業主義(Professionalism)時指出,現代組織中的權威來源並不只有職位與階級,專業知識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權力來源。在許多專業服務組織中,人們對某些角色的信任,來自其長期訓練、專業資格與實務經驗。例如醫療機構中的醫師、社會福利機構中的社工師、大學中的教授,或律師事務所中的律師,都因為掌握核心專業知識,而在組織運作中擁有較大的影響力。
這種影響力未必來自正式職位,而是來自專業社群長期建立的信任與認可。因此,即使在不同組織之間,我們仍然能觀察到類似的現象:某些專業群體對於制度設計、服務流程或重大決策具有較高的話語權。這種結構並沒有絕對的好壞,主要是專業自主能夠維持服務品質,也能避免專業判斷受到過度行政干預。然而,當組織需要推動新的制度、導入新的流程或改變既有作業方式時,專業文化與行政管理之間有時會出現不同的觀點。
行政單位看到的是流程效率、資源運用與管理需求;專業人員關注的則是服務品質、專業判斷與工作實務。雙方的出發點都合理,只是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。
為什麼好的制度仍然會遇到阻力?
許多制度在規劃階段看起來都相當合理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制度推動所面對的挑戰,往往不只是流程設計或行政管理問題。當新的制度影響到核心專業工作的方式時,人們關注的焦點通常不再只是效率,而是制度是否符合專業價值、是否有助於服務品質,以及是否能回應實際工作需求。
表單減少了、流程縮短了、資訊系統更完整了,從管理角度來看似乎沒有不採用的理由。然而,制度真正落地時,第一線人員面對的往往不是流程圖上的理想狀態,而是每天真實發生的工作情境。因此,一項制度是否容易被接受,除了制度本身的設計品質之外,也與使用者如何理解這項制度有關。
如果大家認為制度能夠協助工作、降低負擔或提升服務品質,推動過程通常較為順利;反之,如果被認為增加額外工作、限制專業判斷,或無法回應現場需求,即使制度本身具有管理上的合理性,也可能面臨較大的推動挑戰。
這也是許多跨部門專案常見的現象。參與者討論的看似是流程,實際上涉及的往往是專業角色、權責分工,以及不同價值觀之間的協調。
制度推動之前,先理解誰在影響制度
專案管理常強調利害關係人分析,因為任何專案都會受到不同角色的影響。然而在實務工作中,我們有時會把注意力放在組織圖上的職位,卻忽略了真正具有影響力的人未必出現在最高管理階層。有些人因為擁有豐富經驗而受到同儕信任;有些人因為具備高度專業能力而成為意見領袖;也有些人雖然沒有正式主管職務,卻能影響整個團隊的態度與行為。
當制度推動遇到困難時,問題未必出在制度內容本身。有時候,更值得思考的是:這項制度是否充分理解現場工作的需求?是否獲得關鍵專業人員的認同?是否考量到這個產業長期形成的運作方式?
流程可以被繪製成流程圖,制度可以被寫成作業規範,但文化往往沒有明確的文件記錄。它存在於會議中的發言順序、決策時的討論方式,以及人們習以為常的工作習慣之中。當一項制度推動特別順利時,通常代表制度與既有文化之間形成了良好的連結;當一項制度推動得格外辛苦時,除了檢討制度本身,也許值得花一些時間理解背後的專業文化與制度邏輯。
畢竟,影響制度成敗的因素,除了流程與工具之外,還包含那些平時看不見、卻真實存在於組織中的運作規則。真正成熟的制度推動,往往始於對這些規則的理解。
參考文獻
Freidson, E. (2001). Professionalism, the third logic: On the practice of knowledge.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